LE MUR

1990年,年轻艺术家王蓬与冯梦波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举行联展,开幕之前,王蓬将美术馆的大门用一堵砖墙砌死,以此作为他的作品。“墙”于是象征着一个质疑,前卫艺术与官方艺术在这里分道扬镳。

2013年,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田德熙在巴黎艺术城展览厅举行个展。他在展厅中一面现有的红砖墙上插满了碎镜子,反光的一面朝向展厅入口,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迷离着初来者的双眼,而当我们走到反面,不透光的底片却仿佛一把把尖锐的黑色匕首,直插观众的心脏。田德熙的“墙”依然象征着一个质疑,但他质疑的却是我们的生存本身。而这个质疑,也许比二十年多前的那次质疑更加深刻有力。

田德熙用这样一件作品展现了一个关于生活的寓言,也许我可以说,这尤其是一个关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寓言。

一面红砖墙,它偶然地坐落在巴黎艺术城的展厅内。但当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艺术城历史上第一次将这面墙转化成一件艺术作品,它便摆脱了它的偶然性,它不再属于艺术城,它属于田德熙,属于这个艺术家体内巨大的中国语境。因为这是一面红砖墙,一面在中国乡间最容易见到的红砖墙。我不知道它是否勾起了艺术家的乡思,但它确实让我想起了故土。用一堵墙让人想起祖国,这令人悲伤,因为在这乡愁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隔膜与悲凉。墙阻隔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以为一切都只能到此为止。它拒绝人的探问,阻隔了我们追寻的视线,它是冷漠的象征。而更重要的是,如今墙上插满了碎镜子。

一千面碎镜子,映照着我们支离破碎的笑脸,在聚光灯下,反射出光线的华彩。而在反面,一千把从墙上伸出的黑色匕首,把我们推进恐惧的深海。如果镜子的反面意味着死亡,镜子的正面就意味着生命吗?不,艺术家告诉我们,这正面的生命,其实只是对生命的幻想。当人们沉湎于幻想的美丽,我们是否还能意识到背后的死亡,意识到在我们面前矗立的这堵高墙?

这是一个残酷的寓言。今天,千百万人依然生活在一幢巨大的建筑里,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有的仅仅是一堵堵墙,一堵堵插满碎镜子的墙,闪闪发光。就像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他们依靠着玻璃镜片的光芒求得片刻喘息。夏尔说过,“人类逃离窒息”,而当我们试图逃离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的边境上树立着这样一堵跨不过去的墙,它用它美丽的光影诱惑我们,甚至让我们忘记逃离。加缪说过,“我们本就是面墙而生的,出路就在墙上”,但这些镜面的反光却想欺瞒我们,说这就是出路,就是归宿。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清醒与勇气,去与它撞个头破血流呢?

在这件作品中,我们能感到艺术家的惶惑,当我们认清现实的时候,出路究竟在哪里?但这样一件作品,并非出自一个虚无主义的绝望者,而恰恰来自一位热爱生活的艺术家之手,这就让我们有可能捕捉到他真正的问题:在幸存下来之后,我们能否学会如何生活?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没有人知道。但这面墙始终在质问我们。尽管它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答案将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被所有与田德熙一样对生命与死亡有着共同疑惑的人们永恒地寻求。他用他的艺术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也恰恰是艺术的意义,考验着我们的良心。

在这个喧嚣而躁动的时代,为艺术设置这样一层伦理维度,需要勇气与良知。

今年这面墙将在台湾被重建,当它回到汉语语境中之后,我相信它会展现出更强烈的追问,追问我们究竟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希望台湾的观众们能感觉到其中所包蕴的一个艺术家的疑惑与坚强。

张博

2014年5月21日作于巴黎